他是资本家，却终身以报效祖国为己任，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深厚情感；他纵横商海，却更活跃于政界，时刻想着为国分忧为民请命；他富甲一方，却一生勤俭，热衷慈善，乐于为公益事业慷慨解囊。他，就是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连续当选为八、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曾宪梓先生。
2015年，由于工作原因，我两次赴香港，两次有幸陪领导拜访曾宪梓先生，又进一步感受了这位老人的平易近人、高尚品德、无私无畏无我的价值追求与爱国情操。
第一次是5月份，在他的家中，他在家人的陪同下亲切接待了我们一行，曾老精神饱满，谈笑风生，十分清晰地回忆起20多年前他开完会议错穿大衣，我帮他找回的情景，说到这里还用手抚摸我的脸，表达仁爱之心。我们怕曾老话说多了影响身体，几次欲起身告辞都被他拦住，并且一再挽留我们吃饭。经解释说另有安排后，他才勉强接受。最后，还与我们一行在著名油画家刘宇一《良宵》画前一一合影。
第二次是12月，在他集团办公楼的办公室，他用了近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讲述自己的坎坷经历和艰难的创业史。“经霜翠柏倍精神，映月冰心常皎洁。”这是中山大学赠送的，是我们在他办公室看到的。他在工作人员陪护下陪我们参观了他的展室和荣誉室。他用挚热的双手握着前来看望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古小玉的手说：“谢谢全国人大记得我，谢谢您们来看望我。”他在陪我们参观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见一次少一次了，也许没有下一次了”，讲得我们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参政议政赤子心 岂因福祸避趋之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曾这么讲过：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责任是信念之基，担当是力量之源。一个敢于担当的人，才能赢得组织重托和人民依赖。曾先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数十年如一日，生动诠释了“担当”二字。
1979年初，杨尚昆、习仲勋同志邀请港澳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讨论如何搞活广东经济，曾先生是最年轻的受邀者。会上，他两次发言，第一次他说：“内地的情况是‘做了算’，工厂生产出产品之后全部上交，到底能不能卖出去，和工厂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我们‘资本家’是‘算了做’，投资之前我们先算好——投资多少、市场需不需要、卖的好不好……这些我们都要考虑，所以我们的经济效益就好。方法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对此，习仲勋同志点评“深刻到点子上了”。第二次发言，他说：“内地工厂领导的权力没有任何管制和约束，建议学习香港管理方法，明确权力范围和各自责任，奖优罚劣。”会后，杨尚昆和习仲勋同志主动走到先生面前，说：“小曾你好，你是‘解放牌’啊！”
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消息一经公布，一些心怀顾虑的港人开始把在香港的投资和资金撤往海外，致使香港经济一度出现混乱。而曾先生则反其道而行，毫不犹豫地将准备投向美国的资金转投香港和内地。1985年国庆节，时任旅港嘉应商会会长的曾先生率先带头召集其他客属同胞一起包下酒楼，大摆流水宴，庆祝中英双方为香港回归达成协议。值得赞叹的是，在当时仍属英国管辖的地盘上，他在酒楼里连续播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等内地革命歌曲。忆及当年，曾先生仍兴奋地挥舞手臂：“香港是中国的地方，而且马上就要回归了，我播放革命爱国歌曲有什么好怕的？”回忆起这些，他的爱国激情溢于言表，并给我们哼唱起了慷慨激昂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92年，曾先生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1994年被补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并连任3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曾先生便与香港的末代港督彭定康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坚决维护中方利益。彭定康提出所谓“政改”方案，试图长久行使英国对港的控制。曾先生对此进行了猛烈抨击，并呼吁香港同胞团结起来，抵制“政改”。说起往事，曾宪梓仍气愤不已：“他想给我们收回香港设置障碍啊！”
除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曾先生还兼着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港事顾问、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委员会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等职务。回归前，他利用不同的身份广泛接触、走访各阶层港人，征询市民意见，听取社情民意，又把了解到的信息反馈到中央，每月都要往返京港多次。曾先生的举动招来个别人士不理解甚至责难，有的甚至打来电话进行恐吓，他的两辆高级汽车被人烧毁。几十年过去,谈及往事，他微笑着，淡然地说了句“笑骂由人”。
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波及香港，经济遇到困难。为此他忧心如焚，建议内地开放香港自由行，吸引更多内地人来港旅游，以此带动香港经济。这个建议引起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为后来内地游客赴港旅行打开了闸门，也对香港经济恢复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这几十年里，曾先生尽心尽力，认真履职，参与了很多关于香港基本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曾先生说，“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商会、社会活动还是参政议政，都是报效祖国的一种方式，我也是带着回报祖国的一种责任感参政议政的。”
年过八十的曾老退而不休，仍然关注每年全国“两会”的召开，祖国发展的点点滴滴都牵动着他的心。如“中国梦”、“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十三五规划”，他都了然于胸，并用自己的独特见解指导企业如何对接，指导晚辈如何定位。回顾自己的人大代表生涯，曾先生如此总结：“我能力不大，但愿意真诚无私努力工作；我不懂参政议政，但愿意学习，学了，就去实践。我要真真正正地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人。”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曾先生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传奇般的人生经历。
1934年，曾先生出生于“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东梅州，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穷，穷得没法想象。冬天冷也没有衣服穿，每天稀饭都吃不到。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时我十六七岁，那时候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就亲自把我送到了学校，对老师说，这个孩子很苦，家境也不好，要多关照。我才开始有书读。我能念书，靠的是国家一个月3块钱的助学金，从17岁到27岁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学了10年一共领了10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的后来，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涯，曾先生仍然心怀感恩。
1963年，为处理父亲的遗产，曾先生辞去广东省农科院的工作，前往泰国。仁义的他并没有和叔父争夺遗产，而是卖掉了随身带去的一部相机租了间小房住，向叔父学习领带制作技术，并表示，“我愿像父亲那样，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借着为叔父推销领带的机会，曾先生频繁来往于香港与泰国之间，并暗下决心在香港创一个自己的名牌。1968年，曾先生与家人来到香港，用叔父给的6000元港币买来尺子、剪刀和一架“蝴蝶牌”缝纫机，与妻子一起动手制作领带，然后乘大巴沿街推销。
他给自己立下训条：无论将来环境如何变化，都必须正直做人，勤俭创业。他从低档领带做起，又向高档领带发展，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品牌。1971年，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成立。1972年，曾先生购入约600平方米厂房，公司经营范围扩大到男士服装、服饰、皮具等领域。1992年，金利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同年，公司上市。曾先生以顽强的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拼搏精神，成功缔造了不同凡响的“金利来”王国，逐步奠定了在全球服饰品牌的位置。
事业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忘记自己的初心，依然保持勤俭本色。他对我们说：“我是个穷苦人出身，任何时候都不能忘本。”在香港生活40多年，他从不赌马，也不去娱乐场所，平时一个盒饭就可打发一餐，身体好的时候，还常常回家自己下厨做饭。
除了勤俭，曾先生把诚信看得比生命都重要。经历过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曾先生，企业创业初期，曾为信守与销售商之间的口头承诺，宁愿自己亏本，不失诚信品格在香港商界传为佳话。他认为，诚信是商圈里最需要遵守的原则。金利来集团能够发展得这么好，在华人世界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诚信经营。孔子曾这么解释仁的含义：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作为孔子弟子的后人，曾先生不是科班出身，他所有的经验都是在实践中摸索的，“勤俭诚信”给了他内在的发展动力和创业激情。
丈夫兼天下 岂独善其身
曾先生对自己克勤克俭，但是在捐助公益事业的时候，却成为慷慨的“大富翁”。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曾先生便不间断地捐助国家，包括家乡梅州的教育事业。1978年，曾先生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目睹家乡的贫穷落后和母校东山中学的破败不堪，他决定向母校捐款30万港元新建一座教学楼。30万港币对于当时的曾先生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在当时内地还是第一例。第二年，曾先生为此受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以及杨尚昆、习仲勋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赞扬。叶剑英委员长建议将教学楼命名为“宪梓教学楼”，一并评价道，这不是宣传个人的问题，而是为了影响更多客家人和华侨为家乡和国家的发展建设努力。
除了在家乡教育事业上竭尽所能以外，曾先生一直桑梓情深，积极投身家乡公益事业，捐巨资用于祖国的医疗、道路、桥梁、绿化等各项公益事业。90年代后期的一次会议上，我遇到曾老，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向他打招呼：“老乡好，曾老好！”“你个山东汉子，什么时候变成了客家仔？”他略显迷茫。“您的先祖宗圣曾子，郡望在山东济宁嘉祥。您说咱们算不算老乡啊？”我笑着解释。当他了解到位于山东省嘉祥县南武山南麓的曾庙、曾林、曾府至今犹存时，产生了赴嘉祥祭拜先祖的想法。2000年9月，曾先生不远千里，带着太太、儿子和曾氏宗亲宗族，赶赴嘉祥拜谒曾庙、曾墓，并出资修缮。此后，尽管行动不便，他依然多次到嘉祥拜谒先祖，并捐资当地公益项目，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先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哲理。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随着自己事业的发展，曾先生把对故土的这份深厚感情扩大到整个内地。1992年，他总结自己到各地考察的经验，深刻认识到教育为立国之本。他表示：“我若把产业只留给我的后代，只富了我一家人；我要用我的产业来培养祖国后一代，将来就能使整个国家富裕起来。”为此，他专程到北京拜会时任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李铁映同志。双方一致认为国家要发展，教育要先行，而教育的好坏又直接与老师有关。就这样，曾先生捐资1亿港元，与教育部合作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会，工作重点是：奖励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院、中等师范学校(包括幼师及教师进修学校)及师范性较强的综合性大专院校中有成就、有贡献的优秀教师，鼓励并促进优秀教师到师范院校任教。据统计，1993年至1999年，已奖励全国各类师范院校的优秀教师7028人次，奖金总额达4502万元人民币。2000年起，为支持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大学生完成学业，基金会决定实施 “优秀大学生奖励” 计划，奖励在内地高等院校就读的优秀贫困大学生。2000年至2015年，基金会共奖励了38所高校优秀贫困大学生26845人次，资助总额逾一亿零一百万元。除了设立教育基金，曾先生还设立了载人航天基金和体育基金。2003年，“神五”飞船发射成功，曾先生又斥资1亿港元成立载人航天基金，每年拨出500万元人民币，分别奖励参与航天飞行的航天员和参与飞行任务的工程研制人员及担任重要技术和管理工作的优秀人员。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之际，他又宣布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体育基金，旨在通过奥运金牌运动员的楷模效应，普及、推广全民体育运动，提高全民身体素质。2012年，曾先生决定在原来的基金基础上增加1亿元--增加4届奥运会的中国金牌得主为嘉奖对象。
关于自己的慈善义举，他表示：“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要捐赠这么多钱？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热爱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我觉得我跟自己的祖国是血肉相连，无法分开。”“我曾经说过，只要金利来不破产，曾宪梓不死，我就要报效祖国。现在看来，这句话得改了，金利来看来不会破产，但我会死的，那就让我的儿子继续做基金会，我对我的3个儿子说，你们也要学会怎么回报祖国，不能只在口头上，要用实际行动来爱你们的国家。我把儿子们都培养成了爱国主义者。”曾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曾家的孩子们都继承了他乐善好施的美德。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个世纪70年代至今，曾先生家族对内地的教育、科技、医疗、体育等事业作出的捐赠总额超过了11亿元。
老骥思千里 饥鹰待一呼
年轻时创业的艰辛，加之后来担任各种社会职务的尽心尽力，曾先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1995年2月24日，曾宪梓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突然出现昏迷和全身浮肿，他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1998年，曾先生换肾失败后，医院方面通知家人为他准备后事。在抢救了整整66天后，曾先生的生命被从死神手中夺了过来。
经历了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曾先生更是深深感到自己与祖国血浓于水的亲情，他更加抓紧时间用全力报效祖国，他说：“我曾宪梓的生命属于国家，我必须为国家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身体一有好转，他就忙开了，尽管只能依靠轮椅行走，每天需要繁复的“透析”和服药，但他仍是在护理师的帮助下四处奔波。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曾先生第一时间联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向灾区捐款1000万元。除了自己捐款，老人还给身边的朋友打电话让他们也献爱心。2014年，香港发生了“占中”事件。曾先生多次出面喊话，呼吁“占中”学生尽快退场，呼吁年轻人要为自己、香港及国家的未来考虑清楚，呼吁香港社会和泛民遵守基本法，珍惜普选机会。
谈起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曾先生动情地表示：“香港的命运只要能和祖国联系在一起，就永远是光明的”，“祖国越发展，香港越美好！”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祖国在我心中很重”的曾先生，面对生死，是那么坦然和欣慰，他深有感触地讲：“指导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英明的，中国现在是最好的。中国用30年时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是我们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取得的。”“有人说我应该入党，也有人说我应该留在党外。但是我自己认为，留在党外也好。我一样能够为党工作。留在党外，我按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是了。”“共产党领导我们找到了适合我们发展的道路，我们要坚定的走下去。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也许我看不到了。但是我知道中国发展了，国家强大了，我就是在九泉之下，也会高兴。”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大音无声，大象无形，大爱无言。作为一位党外布尔什维克，曾先生用自己光辉灿烂的奋斗历史，生动地践行了先哲的理念。“金如旭日腾云起，利似春潮带雨来。”这份大爱，也必将在香港和内地产生持久的影响，感召我们不断前行。
作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联络局巡视员兼副局长 陈庆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