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相关报道，从今年4月至今，温州已有80多家企业老板失踪、公司关门、员工讨薪事件，仅9月以来，就有高达25起。一些知情人士透露，这80多家企业只是已浮出水面的，“水下”暗流涌动的起码有200来家。这些倒闭的企业欠款估计超100亿元。令人们更加担心的是这股危机已经悄然从那些资质较差的小企业蔓延到实力强劲的行业龙头。一些知名民营企业突然就人去楼空，仅是媒体公开报道的那些不知去向的温州企业主就已经达到了10多位。一时之间，老板失踪，企业倒闭，员工失业，民间借贷，纠纷飙升，暴力讨债出现，温州民间高息借贷险象环生。人们不禁要问，中小企业解困之路又在哪里呢？
温州小企业高利贷崩盘只是全国民间借贷市场这一金融灰色地带危机的一个缩影，就目前了解的情况看，借贷风险高危区除了浙江省之外，还有江苏、福建、河南以及内蒙古等省区。有专家认为，若无严格监管，恐酿成中国式信贷危机。转瞬之间，温州中小企业突然面临大量倒闭的消息，令温州商界开始反思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这当中，国际大环境恶化、政府对民间信贷政策不明确以及个别企业家太贪婪、社会太浮躁等一系列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了现在的困局。笔者认为，温州金融危机既有外部环金融境的原因，也有企业家自身的原因。
危机拷问金融困局
经济学家给温州的危机总结出一个原因：“资金链断裂”。资金链断裂，高利贷难题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更是民间资本、地下钱庄蕴含的巨大危机。据了解，不少中小企业的负债中，银行占3成、民间高利贷占7成。报告显示，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60%的企业都参与到的民间借贷。可以这么说，不难看出，高利贷只是压倒温州企业家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金融运河的阻塞才是症结所在。事实上，中小企业面临的利润空间低、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使得它们往往格外脆弱，有人形象地概括为“中小企业病”。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原因，国企贷款容易，民企一直融资难，合法融资更加难上加难，银根紧缩，经营环境恶化，只能去私人钱庄借高利贷，导致这样的结果确实出自长期积弊。民营经济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明，扶救助民企也是国家的责任。笔者认为，将此次温州金融危机的发生都推委到民间借贷上，这是偏颇的。一言以蔽之，温州民间金融市场的危机基本上是有待完善的金融体制造成的。根治“温州式”金融危机关键在于加快民间金融体制改革，引导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已迫在眉睫。民间金融游离于监管部门监管之外，从这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来看，风险很大。只有法律正式承认民间金融，让民间资本真正为具有生产力的实体企业服务，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才会平息。否则即便现在把企业救过来了，几年后另一个危机还会照样爆发。
要正确看待民间金融的作用，它在温州有着深厚的土壤，是温州经济不可或缺的“微循环”。温州民间金融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促进了温州经济发展。另外，在民间借贷市场中，社会融资中介的风险较大，牵涉面也较广。温州各类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旧货调剂行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机构假借经营之名，违规办理垫资业务，收取高额佣金及利息。对于民间借贷而言，应该相信市场，给予其合法的市场地位。事实也证明，民间借贷宜疏不宜堵，应加强监管，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尤其在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特殊时期，更应建立风险评估、预警体系、秩序整顿等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同时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相信市场，但也不能迷信市场。在民间借贷之外，还要建立一整套应急状态下的触发机制。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说，“要让民间借贷监管处于阳光下，并借此积极推动金融服务机构的多元化。同时，降低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的门槛，赋予民间借贷一定的法律地位，并将其纳入到正常的金融监管中，给民间资本一个合理的出路。”
实际上，世界发达国家的银行体系已经非常健全，其经验也非常丰富，银行体系本来就应该是百花齐放的，就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温州的现象表明，我国的银行形式过于简单，民间和个人银行应当取得合法地位。所以政府应当适时放宽政策，推动、规范、完善银行体系的建立。合法的渠道如果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人们自然会寻找不合法的渠道去解决，人不能没有出路，出路越多，越宽阔、越规矩，人的正确选择也就越多。正确的路如果只有一条，由于资源有限，那么大多数人是无法享受到的，这不是现有银行的错误，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对于他们而言是供不应求的状况，他们当然要挑肥拣瘦。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既然没有出路，就只能另辟蹊径，找民间借贷，这是被逼无奈的选择。
目前，温州充裕的民间资本还在，长期积累的信用体系未断，中央要给温州民间金融政策，政府应当允许民间探索新的解决方式，使正规金融机构吸收大量民资以满足中小企业正当的资金需求。应该因势利导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民间金融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制定一整套金融创新的方案，进一步引导和规范民间金融发展，使民间金融成为国有金融的有益补充，走出一条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为全国的金融改革创新提供借鉴的新路子。
危机拷问企业家的道德困局
改革开放初期乃至数年之前，温州人的兴趣都在打火机、灯具、眼镜、制鞋这些“实业”上，短短几年间，温州人把利润率都谈不上高的产业，做成了温州的支柱产业。然而，近几年来温州人更多的是与放高利贷、炒煤、炒楼这些投机炒作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说，许多地方的高房价就是被温州人炒起来的。比如，泰信集团负债大约是20个亿，其中银行贷款约8个亿，民间借贷约12个亿。人们不禁要问：这样规模的一个企业，搞了那么多资金干什么用？据温州担保公司从业人士透露，在2009年房价高涨之时，胡福林的信泰集团涉及了房地产业。
改革开放首先富裕起来的温州人，开始变得“过于精明”起来，难以安心经营实业。如今大批企业逐渐放弃实业，转向投资房地产以及虚拟经济，从而埋下了危机的伏笔。早期的民间资本积累来自于勤勉的实业耕耘，先富起来的温州人在炒房上斩获颇丰，然后再用那些资本去炒各种生产资料，最终现在是用钱炒利息。民间资本拆借的旺盛和可观收益，已经直接导致了很多企业家弃实业，转向这类资本游戏，在这样的发展情况下，温州经济实际上已经存在空心化的特征。
不是温州人突然之间变得不理性了，他们像所有普通人一样，他们也有人性的贪婪。今天之所以有一些温州企业家热衷于投机炒作和高利贷，是对给定环境和政策的理性反应。在投机性投资屡获暴利的诱惑下，许许多多温州人面对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涨价、成本上升、工人加薪和用工荒等诸多困难，不安实业，长期以来浸淫在炒楼盘、炒股票等投机性的投资领域，资本的逐利性再加上过高的融资成本加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企业也加速从实体经济抽逃，纷纷加入房地产等暴利行业。许多富起来的温州企业，并没有全心全意地想着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而是兴起了“炒”风，什么赚钱就炒什么。
温州的炒房，已经成了一场赌博游戏：许多温州人把干实业辛辛苦苦赚的钱和大量银行贷款，砸在价格高得离谱的钢筋水泥里，指望房子能不断暴涨升值。一个企业家，不脚踏实地地做大做强装备工业，稳扎稳打地搞好实体产业，而将房地产、矿产资源无度开采、外资外贸进出口作为支柱产业，拉动主体经济，不谋未来发展之道，盲目学习投机取巧之术，还将其推崇为模式、典型，这哪是举家过日子之道，这哪是强大之道？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企业优胜劣汰，企业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本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俗话说的好，要愿赌服输。某些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极度贫乏，遭遇挫折就养家移民一跑了之。对此，企业家要反省自身，要有经济道德，要为自己的“精明”买单，反思火中取栗、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的机会主义，不要抱着搞坏了企业却要政府买单的怪念头。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实很多企业负债太多，钱到那里去了，只有企业主知道，是因为他们自己经营不善或者乱用资金导致的结果，现在拿钱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不只是市场的问题，也不只是外部原因，也有企业主自身的原因！从整体而言，中国的企业家群体的素质值得忧虑。这种不成熟，与其企业的规模或财富的积累无关、与其经营模式的先进与否无关，而与企业家的思想灵魂是否能伫立在一定的高度密不可分。
中国社会给企业家群体没有彻底的安全感，以至于他们现在个个把家放到国外。这是导致他们对企业制度管理重视不够、短视、投机、吃速食、打快枪的一个原因，都想一两年内赚钱，很少有人愿意一步一个脚印的做。当今商业中，企业家在如何在逐利和社会责任中寻求平衡，如何恪守自己的商业道德，是否承担“企业公民”的角色，也让很多企业家陷入了迷失中。近些年来，在资本的驱动压力下，中国企业越来来重视规模、利润，却忽略了道德和法律的约束。
健康的企业家应“从经济人过度到道德人”。建议企业家们从“经济人过度到道德人”，做一个“安心”的企业家，成为一个“道德人”，达到心身健康的包容性增长。如今，重塑商业伦理已经摆上桌面。真正的企业家需要恪守社会责任与商业道德，追求利润与社会责任是统一的。在金融危机持续肆虐的今天，这一点显得更为重要。石油大王卡内基的名言：“带着巨富而死，是一种耻辱。”富裕起来的温州人应该担当自己的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