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生王一快：满世界都是饥饿的心

    2011年11月11日这一天，六个1本身已经配成三对，远算不上形单影只，可人们还是把这个日子兴奋地过成了“超级光棍节”。上海市规模惊人的相亲活动“上海首届婚恋博览会”也在光棍节后的11月12日，热闹地在松江举行，参加者达万人。

    超级光棍节吸引了巨大的公众注意力，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它，人们抓住了这个日子来谈论情感，谈论情感本身就已经成为了情感寄托。用毛尖的话说，这个时代，“我们特别需要抒情”。

    这是一个反讽的状态：人们如此期待，如此热爱谈论感情，但是在碰到对方时，却往往换上一套与感情无关的成功学“条件”话语。人民公园内为子女征婚的父母身旁都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公务员”、“海归”或“两套房”，也用这些职业、教育背景、财产和收入的量化指标衡量他人。

    相亲如谈生意，征婚如拍卖堂。这种情况招来的谴责不少，似乎这是金钱社会下社会关系与情感彻底物化的后果。其实，在并非商业社会的古代，缔结婚姻时所用的“门当户对”概念也无非是一种条件话语，只不过在社会流动性不高的时代，父母的门户、社会地位、经济水平、教育背景与子女高度相关，因此，谈父母的背景，也就等于谈子女条件。

    相反，“婚姻需要建筑在浪漫爱情，而不是条件之上”，才是种颇新的观念。在《亲密关系的变革》中，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追溯了“浪漫”在西方的历史，发现虽然西方早有爱欲的观念，中世纪的骑士也有一整套追求女士的浪漫招术，但是，婚姻要以浪漫的情感，尤其是带有激情的浪漫为基础的观念，在18和19世纪，随着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以及大众传媒的逐渐兴起，才成为社会共识。

    20世纪中叶后，西方社会对婚姻中激情的向往，逐渐被“亲密关系”取代——当代西方文化认为夫妻首先应当是亲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听到西方夫妻把自己的配偶描述成“他（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亲密取代激情和浪漫，这种转变强调情感上的切近，而不是火花式的、建立于差异之上的情欲。

    有趣的是，这种婚姻文化虽然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却在中国上个世纪的革命文艺中有异曲同工的表达：《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大量以“革命同志假扮夫妻”为主题的文艺作品，都强调夫妻关系应当建立在共同追求和类似信仰之上，而不是条件、情欲或浪漫。中国的20世纪，是以浪漫为基础的婚姻观，与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婚姻观同步发展的百年。即使当代中国出现了几乎彻底由“条件”话语主宰的人民公园式征婚，浪漫的爱情观也并未远去，而是已经成为婚姻话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拿电视剧《潜伏》与革命文艺作比，就可以看出，虽然《潜伏》采用的仍是“假扮夫妻，是夫妻也是革命同志”的经典叙事，这部当代创作却已经带上了我们当代对爱情的浪漫解释：男女主角的相恋，不仅是对彼此追求与信仰的逐渐理解，而且极度依赖于二人间“情”的发展。这或许是个例子，证明即使我们知道浪漫之爱并非亘古以来人们缔结婚姻时的目标，强调外貌与金钱并不是罪，但是，我们当代人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困于对浪漫爱情的想象。

    “浪漫”的概念，让“万人相亲大会”设计了许多互动环节，主办者希望男女双方在活动中能因共同喜好或是性格走到一起，而不是忙于计算对方那些量化指标。情感和浪漫是这个时代文化上的要求，在这种渴望的驱动下，单身男女即使内心没犯爱情饥渴症，即使毫无动力将找到另一半作为2012年必须完成的事业，也得将情感作为生活追求的目标之一，谈论情感和“寻找另一半”成为生活常态，光棍节这样的日子更激发了人们对谈论情感的无比兴趣，成为一场大众狂欢。

    然而，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又不能不让人对婚姻有实际需要。有人发出“没有钱没有房子，哪里浪漫得起来？”的反问，有人则恐慌于这世界变得太快，人心太难测，认为只有“条件”看得见摸得着。追求罗曼蒂克的火花，又追求富足生活，单身男女受困于“浪漫”概念与对婚姻的实际需要之间，在微博上细述对感情的期待又转发着张小娴，相亲时却无法不谈房子。

    这样的夹缝之下，人们即使能有稳定生活，也不由得情感焦虑。总之，满世界都是饥饿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