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工作者袁伊文：撤销联防队就得有“真警察”

    广州启动一项“银盾工程”，从今年10月起到明年，将约12万至16万的治安联防队员统一整合成辅警队伍，统一管理、统一招聘，以后不再建立护村队、联防队。

    改革开放之后人口流动增加，警力配置又限于行政单位，所以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治安力量不足的问题。1980年代，广东南海在全国率先推行农村治安承包制，此后，警察之外的治安力量——联防队（治安员、协警）应运而生。1990年广东政府还颁布了《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正式在政府规章上确立了这一制度。

    但是，联防队员在维护治安过程中，因为自我授权，也因为公安机关的“默认”，居然有了盘问、抓捕、搜查、没收等“准公权”，这被人称为是公权力的“外包”。更由于没有法律明确制约，联防队员违法敲诈、殴打、刑讯的恶性事件，屡屡发生。每次出了“大事”，就引来一次整治，但总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特别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深圳宝安区陈锦明等10余名治安员当街打死打工者案，都震惊了高层。之后，2004年9月，公安部对治安员下“禁令”：要求2008年1月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

    但事实上，禁令很难得到贯彻。像广东这样警力不足的地区，维护治安还是需要联防队员。比如2009年东莞常住人口635万，警力仅1.1万人,警力覆盖率仅有1.7‰，也就是全国平均水平12‰的一个零头。所以东莞配有治安员5.27万，是警察的5倍，饶是如此还是不敷使用，治安环境严峻。所以说，目前的治安环境真的离不开联防队员；如果要取消联防队（治安员），那就需要由“真警察”来填充。

    即使撤销村、乡镇招聘的联防队员，统一招聘、统一管理，成为隶属于公安机关的辅警，那也不是真警察，充其量只能把杨喜利那样的有前科的人挡在外面。这些“辅警”仍摆脱不了联防队员的尴尬：一方面，他们不是真警察，维护治安时没有执法权，强行“执法”就是违法；另一方面，他们还是“临时工”，做辅警没有前途、没有保障，还会滋生出寻租、灰色收入的问题。

    去年是《广东省群众治安联防组织的规定》施行20周年，有媒体对广东联防队员的工作环境、心态做过调查式报道。一个联防队员这么描述对自己的职业绝望：正式民警可以分月饼，自己分不到；自己的年终奖被克扣，而警察却一直在发奖金；工资没有增长，职位没有晋升……最终，他开始像老联防员一样应付了事，甚至在搞敲诈的灰色收入。

    对普通人来说，特别像杨武那样的社会底层来说：叫联防队员也罢，叫辅警也罢；穿着看起来像警服的保安服也罢，戴着红袖箍也罢；由公安监管也罢，村、乡自己招聘的也罢……这些都不重要。大家关心的是：一是有充足的警力维护当地治安。二是维护治安的人如果做“坏事”，要有通畅的渠道投诉，并且投诉是及时、有效的。

    如果“辅警”只是换了马甲的联防队，继续能查身份证、抓人、搜查，有“执法权”，公众还是会担心。如果“辅警”还是一份没有前途的职业，即便是好人也会变坏。总之，取消联防队就需要有“真警察”，但养相同数量的警察，比养联防队贵得多，更何况目前联防队员是警察的N倍。纳税人在治安环境、巨大财政投入之间该做怎样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