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博士马红漫：加不了薪，就得设法让大家少花钱

    近年来我国各地民工荒现象发生的频率有所加快，一直较为强势的用工单位不得不放下身段，通过加薪、提高福利等举措挽留劳动力，农民工的整体收入水平有所提升。然而，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社会蓝皮书》却指出，由于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已达到三倍以上，故而短期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出现拐点。这表明，社会财富分配还应当进一步向广大中低收入群体倾斜，而用工单位进一步提高薪酬水平就成为重要的“输血”源头。

    但应当指出的是，用工企业自身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在竞争较为充分、吸纳劳动力较多的制造业领域，许多企业仍在为争取生存空间而苦苦挣扎。在通胀压力下，企业的各种生产资料成本及用工工资水平水涨船高，而且还要负担多种税负。此外，企业还需要缴纳员工的四金一险等社会保险费用。其结果往往就是，企业的最终留存所剩无几，抵御风险能力骤减。在企业自身造血功能不佳的背景下，一味要求其提高劳动者报酬，无异于在劳动者薪酬与资本报酬之间形成“零和游戏”。近日在网络上蹿红的“萝卜哥”，就是一则生动的案例：河南农民韩红刚将20万公斤萝卜免费送人之举让人惊诧，但“萝卜哥”却无奈地解释称，他雇人把萝卜弄出去运到市场上会赔得更多。

    这一例子非常典型，它不仅表明当下劳动成本带来的市场压力已经较为明显，同时一旦劳动力成本突破极限，用工方也将走入得不偿失的境地。更进一步讲，大量企业经营实力孱弱，不仅不利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夯实，而且还会倒逼部分社会资本被实体领域挤出、转身成为令金融监管部门头痛的社会游资。恰因此，公平收入的重任不可能完全成为企业的社会义务，相关部门还需要从其他方面着手提高民众幸福感。

    事实上，我们强调增加底层群体的收入，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民众的整体福利水平，而从另一个角度讲，降低百姓生活消费成本也可以达到殊途同归之效。换言之，之所以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薪酬需要不断提高，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消费开支在不断增长，按照这一逻辑，如果公众的消费开支能够被有效控制，收入水平刚性提高的压力也就随之减轻。就此而言，如果涨工资困难的话，不妨琢磨一下如何能让老百姓少花钱。

    这其中，包括居住成本、交通费用、日常用品开支等均关乎百姓生活品质，在这些方面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倾斜性扶持也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民众最为关注的楼市为例，在本轮“史上最牛”调控压力下，全国楼市再现胶着，房价拐点隐现，这固然为民众所乐见，但现在的问题是，国内楼市已经历十几年黄金期，房价早已让广大工薪阶层“仰视”，商品房回归普通消费品属性仍需时日。与此同时，各地保障房建设如火如荼，今年地方开工率已基本达标，但这些保障房何时可以竣工、质量如何却要视地方财力和主管部门的责任心而定。就此而言，中低收入群体为实现居住需求，仍需要支付较为高昂的费用，这一局面的改观需要加速。此外，老百姓出行成本的削减，则需要地方政府提高市政规划水平，并以行政补贴等形式有针对性地为中低收入者排忧解难。应当提及的是，在近两年来物价上涨的过程中农产品充当了先锋角色。农产品价格具有较强的刚性，且中低收入者对此又较为敏感，稳定“菜篮子”就成为重要的民生话题，但解决的方法却绝不仅仅局限于货币领域。只有切实提高农业部门的调控能力、理顺农产品从耕种到销售的产业链条、透明市场供求信息，才可能消弭蔬菜、大蒜等价格大起大落的现象。

    以此而论，推进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全体社会共同的责任。既然暂时在“开源”上难以启动，不如先从为中低收入者“节流”的角度着手，同样能够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