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一提到电影的时候，第一反应就会想到美国的好莱坞。其实，电影的诞生地在法国，1895年，吕米埃兄弟第一次发明了电影机。然而，吕米埃却认为电影是“一个没有任何商业前景的发明”。但当电影登陆美国，《纽约时报》却称之为“19世纪最伟大的奇迹”。在今天，好莱坞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象征，甚至在电影年产量第一的印度，其电影产业聚集地也被像兄弟起名一样称为了“宝莱坞”。
和好莱坞联系在一起的是“大片”。什么叫大片？按我的理解，“大片”是和电视屏幕这个“小片”对应的一个概念。当只有电影的时候，无所谓大片不大片，都会获得观众的追捧。如果大银幕和小荧屏的观赏效果差别不大，那电影有何理由让人们走进电影院呢？电影唯有以“大片”的面孔出现，形成只有在电影院才能享受到的影音效果，才会获得存在的价值。
按照这样的一个发展路线，大片以“大”胜“小”如何实现呢？大场面、特效、大牌影星和曼妙的音效等等构成了大片的基本元素，而这些都是通过大投入来实现的。
美国八大电影制片公司的平均制作成本6360万美元，电影营销费用达到了3435万美元。对中国电影市场而言，《泰坦尼克号》登陆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好莱坞的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在《泰坦尼克号》上演的过程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张艺谋在这之后推出的《英雄》也揭开了中国式大片的市场化历程。2010年的《阿凡达》以其3D技术给全球观众留下新奇的观影效果，被认为是电影转型的技术风向标；同时，《阿凡达》创造26亿美元票房神话，投资成本也刷新了电影史上的新纪录；5亿美元的投资成本（3.5亿美元的制作成本，1.5亿美元的后期宣传和发行费用）是中国电影的几十倍。2010年被称为中国3D元年。《阿凡达》的成功，直接刺激了3D技术在大片中的扩散。这将会推动新一轮的电影投资规模的攀升。
大片化的发展道路导致了电影产业成为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其投融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水平。同时，电影产业是一个创意产业，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在一个公司对电影产业的投资中，如果10部电影能够有2至3部赢利，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回报了。因此，电影产业一直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在降低风险，吸引到足够的投资？
按照基本的市场逻辑，对已有成功类型的电影的模仿是降低风险的有效方式，这也是电影产业形成同质化竞争的原因。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电影审批备案材料，2011年国产电影共有三桌“鸿门宴”、两张“封神榜”、三组“杨家将”、三条“白蛇”、五位“关云长”、四个“孙悟空”获得审批通过并进入投资拍摄阶段。
另外一种方式是借助具有较高票房号召力的导演和大牌演员提高观众的观影预期，形成票房保证，从而吸引到足够多的投资。2010年的贺岁档几乎成了葛优的流水席，他在半月左右时间内先后出现在《赵氏孤儿》、《让子弹飞》、《非诚勿扰2》三部影片，因此赢得了“贺岁帝”称号。2011年，《金陵十三钗》刷新了中国电影投资的新纪录，原计划5亿元投入，实际投入号称超过了6亿元。反过来，大牌演员和导演也是电影制作机构首先要满足的一方，片酬的不断攀升进一步加剧了对投资的渴求。
对于中国电影产业来说，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从2010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当年影片立项1800部，涉及制作单位超过1100家。其中，民营制片单位超过1000家。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和中国资本市场的关系表现得若即若离。尽管有华谊兄弟、橙天娱乐等已经率先获得打通资本市场的机会，但是大部分民营制片机构都处于资金饥渴状况，即便是银行信贷这种较为原始的资本方式，也都更多集中于华谊兄弟、新画面等民营大公司，更多的制作公司只能采取较高成本的方式获得资本支持。这在号称缺少足够投资空间的中国市场环境下，显得有些匪夷所思。打通资本与电影之间的快速通道，是当前中国式大片发展面临的当务之急。
关于电影产业的融资创新，美国的经验或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参照。美国电影产业曾经出现三次投资高峰，每次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第一次在1970年代，美国联邦税法规定，凡是投入到电影产业制作的资金都可以在短期内提前折旧，同时可以作为报税时的预扣金额。这一刺激效应非常明显，直到1986年美国实施税制改革，资本才被强行分流。
第二次是在1990年代中期，投资组合理论开始运用到电影行业，一个投资组合中通常包括20-25部电影，有效降低了投资风险。
第三次高峰出现于2004年以来，华尔街的私募基金加入到电影投资的大军。电影投资基金的募集通常是由私募基金以高收益债、低收益债和优先股等不同品种的金融产品吸引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投资者而完成，这促进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以《阿凡达》为例，除了福克斯电影娱乐公司的投资之外，另外两家私募公司承担了60%的制作成本。
price of viagra
viagra order online
can i buy viagra online
generic viagra on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