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食品标准就该是妥协的产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标准委副主任陈君石因为“中国食品标准是妥协的产物”而遭遇很多骂名。当然，他的原话是“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妥协，就没有办法制定标准。标准是一个妥协的产物。”不过据陈君石解释，这并不是他的原话，而是媒体记者断章取义。

    陈君石之所以要做此解释，恐怕和网络上的强烈反对意见有关。因为食品行业频出食品安全事件，引发全民恐慌，而乳制品行业所揭露出来的由大企业主导标准制定过程，更是引发公众愤怒———有人甚至以“全球最差”来形容中国的乳制品标准。这种形势下，任何为现行乳制品标准进行辩解的尝试都要异常小心。

    那么，我们要问，抛开陈君石说的媒体误解不论，仅就“中国食品标准是妥协的产物”这一说法，有错吗？

    在我看来，食品标准当然是妥协的产物，而且就该是妥协的产物。中国的法律就表明标准就是妥协。《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九条规定，“制定标准应当有利于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提高经济效益，并符合使用要求，有利于产品的通用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就是一种妥协，因为不同的技术所要求的成本并不一样，有些技术虽然可以更安全和卫生，但是其所要支付的成本却会增加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一味要求“技术先进”，很可能就会导致“经济上不合理”。

    为什么标准需要妥协，这是由风险的本质决定的。当我们谈及安全和卫生时，潜意识中认为存在着一个安全或者卫生的底线，即任何行为只要达到一定标准，就不存在风险。但是，这样的底线并不存在，安全并不是一个非有即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当我们说某种标准安全的时候，实际上是指剩余的风险能够接受或可以容忍，而非风险根本不存在。任何活动都有风险，只不过概率大小存在差异。 

    更为重要的是，安全是需要成本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标准也不例外。制定标准需要成本，企业活动符合该标准也需要合规成本，而不同标准所产生的成本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食品标准的问题就转化为“我们愿意为标准支付多少成本”。对企业而言，所有成本最后都是由消费者承担，那么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消费者愿意为食品标准支付多少成本？

    或许消费者会回答，我们要具有足够安全保障同时又有营养的乳制品。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不同标准之下的产品成本确实不一致。仅以奶制品为例，常温奶如要有更长的保质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防腐剂。对于冷鲜奶(巴氏杀菌奶)而言，由于保质期短，需要的防腐剂就少，营养可能就会更高，但对于物流又有更高的要求——— 全程冷鲜车，这又需要支付更多成本。消费者是选择冷鲜奶还是常温奶？由于消费者的承受能力不一致，恐怕并不能得出一个非此即彼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看，现在食品标准的问题可能并不在于有没有妥协，而在于妥协不够。为什么呢？因为作为食品安全标准最终的埋单者——— 消费者的利益并没有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从媒体报道来看，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厂家利益得到了充分体现——— 蒙牛、伊利等大企业参与起草了草稿，专家意见也得到了倾听——— 食品标准委员会中存在着诸多陈君石这样的专家，唯独没有消费者代表。既然我们承认现代社会的标准就是妥协的产物，那么在这个制定过程中就需要各方面利益代表的参与。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一种合理的程序，通过过程的形式合理性来保证最后产生的标准能代表各方利益。

    只有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就及时回应各方不同声音，才能真正达到妥协。这个过程中，需要制定的标准应该在行业内进行充分协商，兼顾不同企业利益，不应该让标准成为相关利益集团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确保消费者的声音得以体现，因为任何产品的成本最终是由消费者支付的，为此，必须防止该标准成本过高给社会带来巨额支出，或者是标准过低而不利于消费者健康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