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城市，该怎样让生活更美好

    国家统计局于17日发布统计数据称，截至2011年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回看历史，这个成就来得并不容易。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在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64%，到1978年时城市化率也才达到17.9%。从那时开始，中国的城市化才驶入快车道，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率达到0.9%，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了将近6亿多人口，从现在开始，中国每年有将近1000万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样大的城市化规模，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城市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2000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已经为现代经济史所证实———因为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会大幅度降低经济活动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使得经济收益大幅度增加。这是最为中国公众所熟知的，也是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但是，城市化的好处并不仅仅限于经济上，同时还体现在公共治理和民生等各个领域。由于城市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边际成本大为降低，使得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成为可能。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以《中国统计年鉴2009》提供的数据为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化水平越高的省份，省内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也越小(参见《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其实，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论述过。他说，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富裕，为农村的产品提供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促进农村的开发，并使农村突破传统关系的制约，变得更有秩序、有好的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 

    在中国的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之际，我们有必要为过去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更要反思，在过去的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让城市的发展惠及所有居民？

    必须指出的是，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建立在侵占农村资源基础上的。城市的发展需要两个要素，一是土地，二是劳动力，但是在过去30年的城市化进程中，无论土地还是劳动力，都是依靠工农剪刀差的方式获得。由于中国土地的二元制度，使得国家向农民征地成为土地城市化的主要来源，而由于极其低廉的征地价格———我经常形容的就是“政府支付给农民的农地价格是以亩计算，而政府的土地收入则是以平方米为单位”，使得不少失地农民利益受到极大损害。

    城市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也是通过不甚公平的对价获得。中国广大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奔赴城市谋生，为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是外来务工人员不仅要收获“农民工”这样带有歧视性的名称，更是在实质上被迫接受不同的公共服务。他们长期在城市里生活，但是由于没有当地户籍，而导致同城不同待遇的现象。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国出现了“土地的城市化”快于“人口的城市化”这样一个举世罕见的现象：地方政府热衷于各种新区和新城的建设，但是对于放宽户籍，让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享有和本地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却很少上心。当然，这样的做法对地方政府的好处显而易见。由于不需要为这些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城市政府财政负担大大减轻；同时，更多的劳动力在城市里创造了更多财富，但其受益人口并没有增加，因此城市里的原有居民也会支持这样的制度。

    从短期看，这样的城市化对现有的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都是有利的，但若将时限拉长，弊病也显而易见。公共服务不能均等地让所有居民受惠，这将导致社会族群分裂，导致城市内部纷争增加；同时，过分关注土地的城市化会导致“空心城市”的出现，鄂尔多斯的“鬼城”就是如此。而每年一度的春运现象就是中国畸形城市化战略最有力的例证。

    如今，中国的城市人口已经开始超过农业人口，是改变城市化战略的时候了———只有让每一个在城市里工作和生活的人都能够享受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城市化才是有意义的。历经了30多年的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已经完全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实现外来务工者和本地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一体化。而且，在中国城市逐渐老龄化的今天，城市的主政者务必认识到，只有大力吸收劳动力，城市的发展才可持续。城市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只有具备足够的劳动力，才会有经济活力。否则，再高的大楼再宽的马路也无济于事。

    可喜的是，不少地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有所行动。如2010年成都市政府发布《关于全域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实现居民自由迁徙的意见》，这份文件宣称将在2012年实现成都城乡统一户籍，并实现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

    是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这样的城市是建立在城市能够给城市里的居民提供一视同仁的公共服务的基础之上，否则，人口众多的城市就会成为各种矛盾的聚合体。这，应当是在中国城市人口过半之后主政者所应当思考并极力改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