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买活鸡”的公共说理

    《奥克兰论坛报》此前报道，加州里奇蒙市农贸市场的一位摊主莱蒙·杨专门出售活鸡，受到欢迎，一天能卖出700只鸡。可是素食主义对出售活鸡表示抗议，向市长麦克拉夫林的电子信箱发了1000多个邮件，要求市政府采取行动，禁止出售活鸡。后来，市议事会讨论此事，以4比2的投票表决结果，通过对杨的禁售活鸡决定。但杨和他的顾客，主要是华裔和其他亚裔，认为市政府决议不公，表示抗议。于是，出售活鸡便成为一个地方上公共辩论的议题。

    在这个辩论中，双方的主张是明确的，一方反对，另一方支持。主张只是说理的结论，主张必须要有理由，仅有结论是不能说服人的。在公共说理中使用的理由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实用的理由，一种是伦理的理由。

    反对出售活鸡的一方所持的是伦理的理由：卖活鸡，把鸡装在货车上的笼子里，使鸡“处于不安全和非人道的境地”。而且，买了活鸡的顾客回家以“非专业”的方法杀鸡，造成了鸡的极大痛苦，更是一种“无辜伤害”。主张出售的一方说，选用活鸡为食品是民族的文化传统，活鸡比超市买来的鸡更新鲜，味道也更好，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这一方的理由既是实用的(新鲜、味道好、健康)，又是伦理的(应该尊重多元文化，人有追求健康的权利)。

    单凭双方的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他们运用的理由并不相同，各方说了自己的理由，却无法有效反驳对方的理由(其实根本也没有去反驳)。这是公共辩论经常发生的情况，正因为如此，公共说理总是在讨论问题，而未必总是能解决问题。一般来说，解决问题是指双方达成统一的看法，这就需要一方能改变看法，接受另一方的看法，或者双方都适当转变一些自己原先的立场。这种情况在两个人的对话式说理时有可能会发生，而在公众辩论中却不容易发生。

    在买活鸡的双方说理中，公共辩论必须诉诸说理之外的解决方式，那就是政治或法律的方式。出售活鸡的问题拿到市政府议事会上，以表决的方式得出决议，这个决议是程序正义的结果，因为参加表决者是民选代表，而且又经过了合法的决策程序。但是，符合程序正义的，未必符合实质正义。反对者和支持者本来就对出售活鸡“好不好”(是否符合某种正义原则)有分歧，这个分歧不是因为他们一方要正义，另一方不要正义，而是因为他们对何为“正义”的认识不同。无论市议事会作出什么决议，尽管双方会接受它的程序正义，但肯定有一方会不同意它的实质正义。

    说理的每一方不应该把不同意见视为“敌对”或者“势不两立”的一方。在说理时，人们是在说“理”，实用性的“理”诉诸人们的利益意识，如“稳定对大家都有好处”;而伦理性的“理”则诉诸人们的道德意识，如“自由是人应该拥有的权利”。当实用性的“理”与伦理性的“理”有所冲突的时候，作为个人选择，他可以以实用性的“理”为优先，也可以以伦理性的“理”为优先。

    说理总是会涉及伦理和价值观，但是，伦理和价值并不是一回事。“伦理”属于道德的范畴，“价值”则既可以属于道德的范畴，也可以属于实用范畴。康德就曾指出，价值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与人的局部判断有关，而那些“不相对的”，高于相对价值的，那些成为它们自身目的的，便获得了道德的属性。

    那些实用的或审美的价值问题不属于伦理讨论的范围，当然不是不能在某些条件下转化为伦理问题的。例如，喜欢听郭德纲的相声本来是一个趣味问题(审美偏好)或是但求一笑，解闷而已(实用选择)，但是，一旦上纲上线，变成了“低俗”，成为对人们有精神伤害的东西，也就转变为道德伦理问题。

    著名导演冯小刚在微博中写道：“前几天看到人民的日报上发了一篇和人民的趣味貌合神离的评论，核心是说郭德纲的相声庸俗，也贬低了拥戴群的品位，我不敢苟同。公允地说，郭的幽默绵里藏针，谐谑虚伪又不吝包容。他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就是化悲愤为可笑。相声，它就是一碗去火的酸梅汤，非得冒充御膳捧着金碗喝吗?俗点也要不了人民的命。” 冯小刚的说理是坚持把老百姓“听相声”当作一个实用和趣味价值的个人选择，不同意将之转变成一个普遍的公共道德伦理问题。

    实用和趣味的价值与道德伦理之间有着重要的性质区别，这是由它们与权力的不同关系所决定的。在任何一个可以称得上现代的国家里，都会有某种公域与私域的区别，实用和趣味的价值属于私域，权力一般不予干涉，但道德价值就不同了，一旦与“公共伦理”挂上了钩，它便属于公域，权力便可以用“人民”和“社会”的名义对之加以管制，进而限制公民们的某些个人自由与权利。因此，私域价值与公域伦理的切换必须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