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血荒”能否倒逼献血制度改良？

    近期，全国各地接连出现“血荒”：昆明最严重的时候，血液中心库存不足2万毫升，只有应达库存的1/20；南京从去年12月开始，血站每天只给医院少量的急诊用血；而在湖南长沙，血液库存亮红灯，暂停全市A、O型择期手术。北京、武汉等地也程度不等地出现血荒。

    直观地看，大面积血荒的出现根本在于供不应求。问题是，供不应求只能用来解释血荒，却完全无助于解决血荒。真正让人产生希望的是另一组数据：据卫生部统计，目前，我国大陆人口献血率只有8.7％。，世界上丹麦最高为67％。，高收入国家为45.4％。，中等收入国家为10.1％。，我国香港地区30％。和澳门地区23％。，中国大陆离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10％。也有一定差距。由于中国人通常献血量为200毫升，只及西方人一半，按照专家说法，如果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平均标准，我国大陆献血人口大概只有0.5%，是全世界最低的30个国家和地区之一。

    剩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科学地设计体制机制，动员更多合格的献血者参与进来。但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现在的情形极不乐观：中国大陆今天不是没有献血的制度，而是这套制度很难产生人们预期的结果。

    中国大陆自1998年实施《献血法》，规定了公民无偿献血的性质，禁止“红金”买卖。可法律规定与生活现实相差很远，最根本的一点，是自愿原则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最近，北京就因为要求“无偿献血挂钩高校师生评优、高校需专人负责献血工作”而备受争议。其实，各类单位都有“献血指标”，职工或公务员“自愿献血”之后，可以享受各种好处，从休假、补贴到评奖机会，有些单位特别是机关，为了“激励”献血，所支付的有形无形成本，大大超出以前“红金”价格，更不用说超出现在病人用血的成本。

    献血如果当真自愿，那最好交由公益组织来运行，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献血都归红十字会管理，并且完全按照非营利模式运作。但中国除了动员时仍然存在行政指标之外，血液管理工作由政府负责管理，各级血液中心、血站是政府设立的公益性机构，用财政资金运作，红十字会只是“参与”，虽然提起献血，公众最容易想起的是红十字会。

    公民献血名义上是无偿的，病人用血在名义上也“按成本付费”，目前输血100毫升的成本价是220元。问题是从献血到输血全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却不透明，公众至今不知道其中哪些开支属于无偿，哪些属于有偿。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工作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血液从采集到使用这个过程到底需要多少费用，是不会公开的，因为会涉及到各个单位的商业秘密。”

    把上面三个层次综合起来，可以发现，从动员献血到组织管理到用血收费，每个层次都存在多种性质的混淆。在动员时，是自愿献血、行政化动员和物质刺激相互混淆；在运作方面，有献血的自愿性质、管理的行政属性和血站的事业单位性质相互混淆；在用血及其前后环节中，又有无偿的献血者、公益血站和商业机构等不同属性搅和在一起。

    在缺乏决策参与和管理参与的情况下，公众唯一有效的方式是用脚投票。从这一角度来看血荒、“供不应求”和献血者比例畸低，或许可以获得另一种解释和另一条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