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涌：《招标投标法》为何落空

    《招标投标法》起草曾历时五年，多方参与，1999年8月颁布，洋洋七千余言，施行13周年，却形同虚设，根源何在？因为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

    第一，监管制度布局混乱。一部监管法令出台，应明确监管机构。如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第四编“招标投标法”明确规定：招标投标的行政审查权在反垄断执法机构（卡特尔局）下设的招标投标审核处；美国1921年《预算与会计法》设立联邦会计总署（GAO），从财政部手中接受审计、会计等职权，包括对政府采购和招标投标活动的审查权，独立向议会负责，以控制行政部门过度的财政支出倾向。

    中国《招标投标法》没有明确监管机构，仅在第7条设一授权条款。2011年才出台的《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指导和协调全国招标投标工作，对国家重大建设项目的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检查。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铁道、水利、商务等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分工对有关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

    中国模式既不同于美国模式，在议会下设监管机构，以制衡行政权力；也不同于德国模式，设集中统一的监管机构，以制衡其他行政权力机关。这种以发改委系统为中心的多头监管格局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2000年3月中编办《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的意见》。13年的实践证明，其弊陋显而易见：

    一方面，它缺乏权力制衡机制，在招标投标活动中，主要干预力量来自于行政部门，而法律却将监管权授予行政机关，并分散授予诸多行业管理部门，实为自我监管、同体监管。另一方面，监管权力分散，行业管理部门的监管权实施受到部门利益掣肘，所谓监管更多表现为保护与包庇。

    这就是为什么招标投标领域中的大案，多由纪委部门查办，而非各行业管理部门。纪委超越各行政机关之上，权力集中，以党权制衡行政权，不经意间，却嬗变为一个相对有效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极具中国特色。遗憾的是，纪委查处的案件毕竟有限。

    第二，《招标投标法》没有确立“透明化”原则为主要监管手段。虽然该法规定了“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但全法没有贯彻“公开透明”原则，个别条文甚至贯彻保密原则，如第44条规定：评标委员会成员和参与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不得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情况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

    第三，技术落后，这是《招标投标法》实施的后天不足。发达的电子技术可弥补监管体制的局限，比如，日本和巴西的电子招标投标系统十分发达，通过信息技术实现招投标全程“透明化”。中国的情况也有进步，但就全国而言，仍十分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