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率先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复苏，并且在去年成功“保八”，普通百姓都感受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今非昔比”。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独树一帜”的表现和成果也赢得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再次掀起了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热烈讨论。
“中国模式”最初由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于２００４年提出，即所谓的“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二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三是循序渐进、积聚能量。
“中国模式”一词并非中国提出，迄今为止也未获官方认可。然而，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却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成为两会前夕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未来走向最多元化也最富启发的一场集体思辨。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力认为，虽然“中国模式”最早由西方提出，但是客观存在的。他说，“中国模式”应该是指一种行政主导的经济开放模式。
分析人士说，过去３０多年间，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特别是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持续增长的势头受到世界瞩目。中国解决了１３亿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是在人口３０年增加了５亿的情况下，实现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在此期间，３０００万工人下岗再就业，５０００万农民失去土地搞城镇化，１．５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中国仍能保持全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基本稳定，没有引起全国性的大动荡，突显了中国发展模式的奇迹。
也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提出慎言“中国模式”。全国政协委员、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指出，“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涵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所以，我们用‘中国模式’这个词就得十分小心，我更倾向于以‘中国案例’替代‘中国模式’。”
赵启正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市场经济、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高效率的政府、和平发展等都是“中国案例”的特点。“要强调的是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也不赞成“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讲‘模式’，有定型之嫌。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危险在哪里？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则认为，“中国模式”本身就是包容和发展的产物。张维为近年来曾多次发表关于“中国模式”的论述，在他看来，“中国模式”因为汲取了外来营养才富有活力，因为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包容开放、善于学习。“我觉得中国现在实际上是世界上意识形态最宽松的国家之一，只要是好的东西都学，但学的过程中是以我为主，不是盲目学。”
除此之外，他认为“中国模式”的内容还包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比较有效的政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集中精力关注民生；妥善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方关系，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进改革和发展；渐进改革，并在改革中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再逐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如果说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能称为模式，主要原因是中国当前发展方式的内生性问题尚未解决。曾就职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黄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如果认为所谓“中国模式”经受住了金融危机考验就进入了安全期，就完全错了。
黄靖说，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外资的不断涌入和与外贸相关的产业都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很大打击，即便是经济复苏也未必能解决目前保护主义兴起的趋势。其次，中国辛苦累积几十年的巨额外汇储备现在却变成了别人绑架自己的工具，导致中国整体经济更容易受到难以掌控的外部变化的威胁。第三，金融危机延缓了中国必须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投资推动所占ＧＤＰ的比例过大且不断强化，这会造成产能过剩，并阻碍就业市场的良性发展。
“我们看到一方面千百万农民工进城就业，另一方面大学生学非所用、‘低质量’就业十分普遍，”黄靖说。“相当一批人可能从１７岁到４７岁都在做同样的低技能工作，这最终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曙光指出，目前，中国的发展确有一些明显的特征，就是以国有企业为基础、以增强国力为目标、政府主导的经济。“这些特征既造就了以往的经济成就，也导致了未来经济的困难和风险。”
张曙光说，中国国有企业的快速发展确实带来了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但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并不一定全部能够惠民，国力的增强与老百姓的富裕也没有完全必然联系。事实上，解决了近７０％城镇就业的民营企业所获得的银行贷款的比例远不能与之相比。(新华社记者全晓书 许晓青 任沁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