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良，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澳门学者同盟创会主席、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遇见（节选）
吴志良
世间所有的故事，无论是悲是喜，皆源于遇见。而遇见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有自然与刻意之别。澳门是中国与西方相遇之地，也是中外相碰、相交、相知之所，看似偶然，却也必然，难以避免。其间种种故事，编织出近五个世纪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曲折历程和轮廓，诉说了中华民族面对外力的坎坷探索和悲欢。蕞尔之地，也成为各方英豪风云际会之所，成为文人骚客笔墨淋漓之地，“抚烟霞之变幻，慨邦国之废兴。览潮汐之涨消，纾胸襟之积悃”，令人心动，使人神往，催人泪下。
序 曲
啊！葡萄牙的海，
你那咸涩的水，
饱含了多少葡萄牙人的悲伤苦恼！
为踏平你那万顷波涛，
多少慈母曾把泪抛，
多少儿女徒然祈祷，
多少姑娘未成秦晋之好，
这一切均为征服你那惊涛骇浪！
（出自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诗歌《葡萄牙的海》）
中国与西方全方位接触，始于大航海时期四处扩张东来的葡萄牙人，最早不期而遇的地点不在澳门，而在中华帝国敕封之国满剌加（今马六甲）。初期的接触，既不知己也不知彼，充满了意外和冲突。
有明一代，郑和七下西洋，葡萄牙人则穷近百年之力，从非洲西岸绕过好望角直奔印度洋，寻找黄金和香料，南征北战，所向披靡。一五一一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令大明朝廷如梦初醒，大吃一惊。敕封国是受朝廷保护的，马六甲的沦陷意味着天朝外交的失败，令朝廷颜面尽失；同时，也预示了西风压倒东风之势，令满朝官员不知所措。
朝廷更不明白的是，马可·波罗（Marco Polo）笔下富饶的中国才是他们向往的目的地。一五一三年，葡萄牙人欧维士（Jorge álvares）率领一支船队首抵珠江口，要求登陆贸易，没想到被两广官员一口回绝。葡萄牙并没有放弃，继续多次派船队到珠江口一带交易。一五一七年，又“有佛郎机夷人，突入东莞县”，广州澳口“铳声如雷”，震动省城。广东当局将此归咎于葡萄牙人“不知礼”，接受了“鸣枪致敬”的说法，消除了“误会”，还在没有弄清楚来者何人的情况下，在当年就准许其上岸广州进行贸易，令远方来客喜出望外。一五二○年初，葡萄牙使节皮莱资（Tomé Pires）在广州学习中国礼仪后获准赴京城。因为武宗阅看“国书”后不相信葡萄牙所说愿意藩属中国，部分广东官员又奏控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杀伤无辜，且擅闯广州、胡乱放炮，葡使遂被驱逐出城，葡萄牙终未依《祖训》《会典》成为纳贡国而无法与华开展正常贸易。
然而，葡萄牙人眼见利润丰厚，继续盘踞在珠江口的屯门等待机会做“中国贸易”，不但按惯例在屯门立石纪念以志占领，还“筑室立寨，为久居计”，并依当年葡萄牙船队所获的授权行使权力，处决船员，严重触犯了中国的主权。这还了得。一五二一年八月，广东海道副使汪鋐受命驱赶。他先礼后兵，要求葡萄牙人撤走，未获理会后，发起进攻，遭到葡方猛烈火力顽强抵抗。汪鋐受挫后改变战术，借风力再次火攻，才将葡萄牙人从屯门驱逐。此乃史上中葡屯门之海战，也是中西首次武装冲突。一年之后，另一支葡萄牙船队在新会西草湾再次为中国官兵围剿击败，葡商似乎开始明白朝廷拒绝通商之决意，乃转往闽浙沿海，私下从事非法贸易，甚至与海盗倭寇勾结，“亦盗亦商”三十多年，直至一五四八年其在浙江舟山双屿和福建浯屿、月港之据点为提督浙闽海防军务朱纨彻底捣毁，才重回珠江口一带活动，寻找永久落脚点。
最初声称用“征服马六甲的十艘船只，便足以轻易控制整个中国沿海”的葡萄牙人，四十多年在中国沿海的种种遭遇令其逐渐明白，他们交手的是一个既富裕强大又制度严明的国家，他们不得不放弃其从非洲到印度的征服立场，转而采取以柔克刚的对华贸易策略，千方百计在“海禁最严，外商入市，最所不喜”的大环境下寻求另类突破。一五五六年一月十五日，一位名为索萨（Leonel de Sousa）的葡商去信路易斯（D. Luís）亲王称，经过三年的努力，通过送礼贿赂，终于跟中国官方有了接触，并与广东海道达成和平协议，声称“声名狼藉”的葡萄牙人已获准自由贸易，可以在广州外海的上川、浪白滘和濠镜澳等岛屿公开互市，甚至“入城贸易”。
濠镜澳为早期澳门的别称，从此澳门进入葡萄牙人的视野，成为其长久据居地：“濠镜直临大海岸，蟠根一茎如仙芝。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沙勿略（Xavier）多次在上川岛敲门的古老中国，“苍生皆帝臣，尺地尽王土”的古老中国，也从此“可怜卧榻旁余地，鼾睡他人四百年”。至今，欧维士的雕像还竖立在澳门老法院门前的广场上，遥望着中原大地。如果当年郑和也继续西行，不知道大西洋岸边某一港口城市会不会为其塑像纪念？
一 汤显祖邂逅利玛窦
“澳门开辟几何年，中夏居彝此为先。”多少年来，前来澳门的文人骚客络绎不绝，有质问“谁将澳门山，轻与番夷处”者，也有惊叹“烟开濠镜风光异，好一派，繁华地”者。东降西升，大势已成，向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朝廷不得已开澳为葡人经商居住，既有广东地方通商课税充饷的需要——“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又有“以夷制夷”，将葡人与海盗倭寇分离并借其戍守海防的需要——“香山海洋，得澳门为屏卫……阖境帖然，若撤去澳夷，将使香山自守，二不便也”，更有皇帝从葡人控制的印度洋获得龙涎香、寻求长生不老的需要——“不绝如丝戏海龙，大鱼春涨吐芙蓉。千金一片浑闲事，愿得为云护九重”。或许因为“妙女儿干进秘方”，明朝当局准允葡人入居澳门交易，却出乎意料地令小渔村“香山濠镜辨光芒”。
广州作为中国严密的海禁政策下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西连印度果阿，东接日本长崎，南通菲律宾马尼拉。从这三条“贸易生命线”，“洋货东西至，帆来万里风”，终成“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之势，澳门很快发展成为远东最繁盛的港口城市之一，“十字门中拥异货，莲花座里堆奇珍”。
纷至沓来的不仅是商贾，还有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首的传教士；拔地而起的不仅是私宅，还有以大三巴为代表的教堂。利氏的梦想当然不在弹丸之地澳门，而在中原大地。他在圣保禄学院初学中文后，前往肇庆开拓传教事业，有幸在端州邂逅了被贬往徐闻后准备北返的汤显祖，谈论“破佛之义”。汤显祖记录了与“西来和尚”的历史性会面：
画屏天主绛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
正似端龙看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
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
汤显祖很可能是第一位听利玛窦宣讲天主教教义的知名中国文人。令人好奇的是，那时利氏的中文不足以深度对话，两个言语不通的人是如何交谈的？从诗句中，我们读到的是新奇、疑惑和误解，佛祖与教主似乎在对谈，双方心中却各有其所，互不相通。两个文化背景殊异的人，虽然很想交流，似乎也各怀心思，互不相容。
汤显祖倒是对异城风情并不陌生。他一五九一年初来粤时，就曾慕名游历已开埠三十多年的澳门，留下了《听香山译者》两首，其中一首“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口出东林倒挂香”，以丰富的想象描写了他见到的葡国少女；更为难得的是，他将三巴寺写进了《牡丹亭》第二十一场《谒遇》里，“一领破袈裟，香山岙里巴”，并称“这寺原是番鬼们建造，以便迎接收宝官员”。连柳梦梅都被洋宝贝震撼了：“这宝来路多远？”当被告知万里之外后，他吓了一跳：“这般远，可是飞来，走来？”
汤显祖听到利玛窦“自言天竺原无佛”，看到“万国来王成市肆。绮窗朱槛，玉楼雕镂，这是三巴寺”，对外来事物着实有无限的新奇意象。但是，中西之间的确还是“这般远”，远的不是空间距离，远的是心神与思想。如今躺在北京车公庄的利玛窦，当时真不知有何体会。我们只知道，他进京后，采取穿儒服传圣教的适应政策，致力推动翻译“四书五经”，编撰《葡汉辞典》，并将西方最先进的天文、历法、医学、几何等科技知识和西洋音乐、绘画引介到中国，努力促进双方的相互了解。这为早期中西沟通开辟了道路，利马窦也被誉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泉下有知，他应感到安慰和释怀。
二 吴历滞留大三巴
“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如果说汤显祖笔下的澳门更多充满了千帆悬空、万国来朝的繁华景象，那么，明朝遗民吴历则更关注文化差异，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欲通难通、不通还通的有趣状态：
灯前乡语各西东，未解还教笔可通。
我写蝇头君写爪，横看直视更难穷。
吴历字渔山，号墨井道人，是中国画坛的“南宗”大师，其先师王鉴欣赏他的作品笔笔都有来历，不逾古人规矩。吴历一生孤苦，目睹了明朝覆亡和外族入侵。他接触天主教后，自北南下，越梅岭，过香山，一六八○年前后随将奉派前往罗马谒见教皇的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神父抵达澳门，“居客不惊非误入，远从学道到三巴”，准备不远万里奔赴罗马翻译《圣经》，试图进一步打通中西文明交流之脉络。
可惜的是，其时“礼仪之争”开始白热化，敬孔祭祖与天主教教义发生严重冲突，吴历又因年长且不通拉丁文，赴欧未果，只好滞留大三巴。在澳期间，他没有望洋兴叹，而是潜心钻研教义，“思将旧习先焚砚，且断涂鸦并废诗”，几乎荒废了诗画，却依然留下了许多对民间社会观察入微的好诗：“榕树浓阴地不寒，鸟鸣春至酒家欢。来人饮各言乡事，礼数还同只免冠。”他解释说：“澳门一名濠镜……其礼文俗尚，与吾乡倒行相背。如吾乡见客，必整衣冠；此地见人，免冠而已。”
弹丸之地，居民来自天南海北，华洋杂处，乡音不一，风俗有异，信仰不同，倒也相安无事，和睦相处。其时，葡人入澳已百年有余，中葡民族交往有了明显的进展，文化也开始融合。同期的普济禅院高僧释迹删称，“蕃童久住谙华语，婴母初来学鴃音”，可见族群之间融洽和谐。
“葡人家本住西洋，到此如何不望乡。”“东西音异趣相同，落拓天涯作寓公。”在澳门这个“但得安居便死心”的移民社会，大家顺心随意，其乐融融，不问天下世事，犹如世外桃源。表面上，“番奴贾客共营生”，但事实上，“海不扬波撼小城”，礼仪之争最终波及澳门。罗马教廷遣使法国传教士多罗（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赴华，试图解决争端，康熙两次接见，话不投机，怒从中来，将多罗押送至澳门，一直关押到一七一○年死于大三巴旁被监视居住的房子里。此前此后，每有传教争议，西方传教士皆被从内地驱逐到澳门，但滞留至死于澳门者，唯多罗为显要，也足见分歧之严重、斗争之惨烈。享有教廷传教权的澳门葡萄牙行政和宗教当局，也左右为难，既不敢得罪中国皇帝，又不得不给罗马教皇留情面，更对居中调停无能为力，只能坐等事态的演变。
国学大师季羡林说：“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上，文化交流有过几次高潮，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一次传入的起点，是明末清初；从地域上来说，就是澳门。”吴历滞留和多罗押死于澳门，意味着澳门只能起到缓冲作用而无力推动中西争议的化解，也标志着中西文化交流之中断。令人叹息的是，两种文化从此互不往来沟通，直接导致彼此缺乏理解，误会与偏见日深，为鸦片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后患无穷。
三 容闳神交马礼逊
“一拳海外作寰中，睹听都缘与世通。箫鼓帆樯开鲎穴，楼台灯火落蛟宫。山经秋拭朝横几，月共潮生夜挂弓。闲处只看忙处笑，棠西方了又桑东。”生活在康乾盛世的澳门同知张汝霖的这首诗，真实描写了澳门东来西往、左右逢源的盛景，也刻画出澳门贯通中外的地位优势。
开埠以来，澳门一直是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桥梁，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站。虽然“澳门礼数异中华，不拜天尊与释伽”，“相逢十字街头客，尽是三巴寺里人”，但是，“一角天开航海径，果然无外是中华”，这片土地完整保存了中华文化的根与魂，家国情怀朴素而深厚，即使葡萄牙人，也不敢妄言僭越。康熙年间巡视粤闽沿海的大学士杜臻在《香山澳》一诗中，便云葡萄牙人“自言慕义来中夏，天朝雨露真无私。世世沐浴圣人化，坚守臣节誓不移”，中华传统在澳门影响之大之深，可见一斑。近代以来，国人借澳门之地利，出洋学西方之长技，再回来报效国家，其中，容闳开创了先河，也树立了楷模。
一八三五年，七岁的容闳随父从香山南屏村来到澳门，入读位于南湾大马路的马礼逊纪念学校，由传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的夫人负责教导。一八四七年初，马礼逊学校校长、美国教育家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返国时，带容闳、黄宽、黄胜三人前往美国留学。一八五○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四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旋即回国参与洋务和维新变法运动，不仅促成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建设，还大力倡导幼童留美，遂成“中国留学生之父”。耶鲁大学校园中，今天还安放了一座容闳的雕像，供后人瞻仰。
容闳来澳门前一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已经长眠于白鸽巢公园基督教坟场，两人无缘相见，却似神交已久。容闳一生提倡西学东渐，认为“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可以“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身体力行，全情投入。而与他神交的马礼逊，则是基督新教来华第一人，坚韧不拔，毕生致力于东学西传和传教事业，翻译出版了《三字经》，编写了《中文会话及凡例》《中国大观》《广东省土话字汇》，编辑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中国丛报》等期刊，还在澳门开办了第一所中西医结合的诊所。
令人惋惜的是，这位最初以东印度公司汉文翻译身份来华的传教士的努力，并没有加深欧洲对中国的真正认识和理解，更没有避免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更令人唏嘘的是，他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还服务于鸦片战争，成为《南京条约》的起草者之一。而容闳学成归国后，国难当头，不得不学以致用，奔走一生重教兴业，救亡图存，鞠躬尽瘁。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中，都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容闳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且加入了美籍，本来可以过着舒适的生活，但他心念祖国，胸怀天下，坐言起行，终生为祖国奔波劳碌，而这与他在澳门受到的教育及成长经历不无关系。澳门是个既受西方影响、与西方观照，又跟祖国血脉相连、心心相印的地方。无论身在何方，都心怀祖国、情系故乡，离得越远，思念越浓，这是澳门人普遍的内心世界。高山仰止，他的朋友杜吉尔（Joseph Twichell）牧师当时这样礼赞容闳的拳拳赤子心和浓浓爱国情：“他所做的一切，饱含着他对祖国最真挚最强烈的爱──因为他是一个爱国者，他从头到脚，每一根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他信赖她，确信她有远大辉煌的前程，配得上她那高贵壮丽的山河和她那伟大悠久的历史。”如今读来，这几句话还是令人热泪盈眶。正是因为有无数这样的人，中华民族才历尽艰辛，赓续绵延，屹立不倒。
四 林则徐巡视澳门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忧国忧民、三番五次奏请朝廷禁烟的湖广总督林则徐被道光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他甫抵广州，即查封烟馆、商船，勒令外商上缴鸦片，鸦片商人纷纷外逃，不少撤往澳门。林则徐通过粤海关监督发布通告：“澳门虽滨海一隅，亦是天朝疆土，岂能任作奸犯科之人永为驻足乎？”并请澳门同知蒋立昂将其谕令送交澳门总督：“本大臣一俟虎门收缴完竣，即当日赴澳门，一体查办。”
澳门是鸦片主要集散地。明万历年间，鸦片就开始输入澳门，一七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专卖权后，英国人逐步取代葡萄牙人，一八三六年更开始长住澳门贩卖鸦片，最后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份额。必须切断来源，才能成功禁烟。林则徐巡视澳门，要求澳葡当局配合执行，是关键举措。
消息传出后，澳门华人兴高采烈，奔走相告，逃匿在澳的鸦片商诚惶诚恐，不可终日，而坐看中英之争的澳葡当局，则千方百计讨好双方：一方面促请烟贩转移鸦片至零丁洋，公告英商撤离澳门；另一方面，又回禀钦差大臣要“预设公馆”“隆重接待”。一八三九年九月三日，虎门销烟整整三个月后，林则徐在他五十五岁生日当天和两广总督邓廷桢率官兵二百多人，浩浩荡荡进入澳门。他在日记写道：“甫出关闸，则有夷目领夷兵百名迎接，皆夷装戎服，列队披执于阵前，奏夷乐，导引入澳。”
林则徐已断然拒绝澳葡当局“预设公馆”，径直进入了莲峰庙，在“中外流恩”“恩光浩大”的匾额下，接见澳葡理事官，“宣布恩威，申明禁令”。葡萄牙人也感谢皇帝恩赐，让其居澳二百多年安居乐业，并应允安分守法，义不容辞协助驱逐烟贩奸商。致赠礼物后，林则徐一行再次出发，经过大三巴、妈阁庙、南湾各炮台，受到十九响礼炮的隆重欢迎。
中国政府向为澳门衣食父母，澳葡当局能够击退英、荷两国的侵占，也全赖天朝的庇护。澳葡当局接待朝廷官员的规格，向有定例，无须过度解读。满清帝国已夕阳西下，但林则徐巡视澳门宣示主权，还是起了震慑作用，令澳葡当局保持了中立。同一天，澳督边度（Adrio Acaio da Silveira Pinto）便正式拒绝了英国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请英国军舰“保卫”澳门的提议，重申中立立场。
林则徐巡澳成功，并不意味着禁烟的成功，他面对的是更棘手的敌人。义律不满澳督的中立政策，特别是一八四○年二月四日英国军舰闯入澳门内港未获准停泊后，就开始构思军事占领计划，声称根据英葡协定，葡萄牙有义务保护英国臣民，英军舰有权利驶入葡殖民地港口，如不准许，后果严重。几曾何时，英军两次攻占澳门，皆为明朝军队震慑驱赶，如今形势急转直下，英军六月即北移珠江口，鸦片战争正式爆发。惊恐求和的道光皇帝，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之罪名，革职查办林则徐。“召缓征和医并至。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侬去也，心应碎！君住也，心应碎！”不久战死海上的邓廷桢有此哀叹，犹如文天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之悲壮。
林则徐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是民族的悲剧。悲之，在于不知己知彼。魏源曾称，“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林则徐到广州后，特意召见熟悉“夷情”的传教士梁发，并在梁发儿子梁进德的协助下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地理书《四洲志》，还编辑《澳门新闻纸》，“开眼看世界”。近距离、多方位接触澳门后，他才说“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由此出”，为时已晚矣。强敌面前，清朝兵败如山倒。隐约中，传来了满清帝国的挽歌声。
五 郑观应落户阿婆井
“华人神诞喜燃炮，葡人礼拜例敲钟。华葡杂处无贵贱，有财无德亦敬恭。”郑观应这首诗，真实描绘了澳门当时的社会状态。其时，割让给英国的香港已经开埠，澳门失去了昔日的贸易垄断地位，真正衰落的日子也开始了。一八四四年七月三日，两广总督耆英被迫与美国特使顾盛（Caleb Cushing）在澳门签订《望厦条约》，签约的桌子至今还在普济禅院的后花园，风吹雨打，哀鸣哭泣。葡萄牙眼看英美签约，心有不甘，认为有机可乘，也提出改变澳门的法律地位。多番要求未果后，葡女王于次年十一月二十日单方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并派出“独臂将军”亚马留出任总督，殖民扩界，设关收税，希图与香港看齐，重振澳门经济。亚马留的殖民政策，特别是挖坟修路的暴行激起民愤，终于“凶横过甚，孽由自作”，被村民沈志亮杀毙，尸首分家。葡人在西方列强多国声援下，一度攻打关闸和北山岭复仇，沈志亮也为曾经拒绝英人进入广州城而被道光皇帝称为“贤能柱石之臣”的两广总督徐广缙诱捕押至澳门“正法”，中葡关系发生了质变。澳门再也回不到从前的繁盛景象了，百姓惨淡度日。
“航海初来借一枝，卑栖安敢室堂窥。疆臣亦有深谋虑，大局澜翻异昔时。”澳门脱离中华秩序，失去了对内地贸易的优势，更加穷困不堪，无路可走之际，只有“偏门”一途。郑观应目睹澳门“猪仔馆”和赌场处处以及洋人奸商互相勾结的情况，形容澳门为“禽兽之域”：“盗贼之炽，奸宄之多，余足迹半天下，从未见有如澳门之也！”
“一统江山今昔此，凄凉满目亦潸然。”出人意料的是，这位维新派思想家晚年移居澳门生活，并且选择在土生葡人认为“喝了阿婆井水，就不会离开澳门”的阿婆井边上修建自己的大宅──今天的郑家大屋——安度余生。“群山环抱水朝宗，云影波光满目浓。楼阁新营临海镜，记曾梦里一相逢。”“三面云山一面楼，帆樯出没绕青洲。侬家正住莲花地，倒泻波光接斗牛。”诗句间，他十分喜爱澳门的新宅和享受莲花地的生活，内心里，他却伤时感事，极为不安。
郑观应一八四二年出生于香山县雍陌村，十七岁应县童子试落第后，弃学到上海经商。在列强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其爱国主义和重商兴国思想油然而生。他看到了世界的黑暗不公，也看到了“泰西之长技”，提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富民之道”，倡导改革社会风俗，对吸食鸦片尤其深恶痛绝。他在澳门赋闲时，静观世变，明察世情，潜心撰写了轰动一时又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明确提出中国近代化改革的诸课题，警醒国人奋起改革政治，重商兴学，富国强兵，启迪社会变革，推进维新运动。
选择澳门进行变革救国活动的不仅郑观应一人，康有为、梁启超也相继前来，利用澳门“近内地、通海外”的特殊地位，创办《知新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并兴办新式学堂，培养维新骨干，发起组织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力改社会旧俗，重振民族精神。戊戌变法失败后，内地维新派报刊悉数停办，《知新报》却利用澳门特殊环境得以继续出版，成为中国领土内唯一的变革声音。不过，为了防止清廷报复，不仅自第六十八册起重要文章不署实名，还改由葡人飞南第（Francisco H. Fernandes）出任经理人，将澳门的地位优势发挥到极致。
…… ……（本文为节选，原作刊于《人民文学》2024年10期）
吴志良，一九八五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毕业，一九八六年赴里斯本大学和葡萄牙天主教大学进修，一九九一年在澳门东亚大学完成为期两年的公共行政课程，一九九七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任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澳门学者同盟创会主席、历史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席、澳门大学客座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主要从事澳门历史与政治研究，著有《葡萄牙印象》《澳门政制》《东西交汇看澳门》《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政治制度史》等。
（责编：张彦、刘升）
